在中國，一種現象成為潮流，常常只是眨眼間的事情。
2005年，我去美國讀高中時，國內的學生出國讀大學尚屬少見。前年，我從耶魯大學畢業后實習時，為當時供職的美國雜志社寫稿，發現出國讀高中在大陸已經蔚然成風，自己當年申請的Deerfield Academy，每年的中國申請人已經翻了20倍不止。如今身在北京，又是在一次寫稿過程中，我發現自己采訪的對象已經變成十三四歲的初中生，甚至剛滿十歲的孩子。越來越多地，中國的家長正趁暑假的時候把孩子送去國外參加夏令營。電話那頭稚嫩的童聲，已經在向我描述黃石公園的優美景色和迪斯尼樂園的樂趣橫生。
不出意料的，許多父母送孩子早早出國是希望能幫助孩子增加考上國外名牌大學的籌碼。然而在對話中，我感到越來越多的父母希望替孩子尋找的，是一種中國無法給予的教育方式和社會環境。“我的孩子屬于在學校掛上名了的淘氣，”一位北京的父親向我描述他十歲、正在美國參加夏令營的兒子。“他喜歡的書讀過幾遍可以背下來，不喜歡的科目卻無法強迫他學習。中國的教育對這樣的孩子不合適。”已經在中國流行了多年，例如“批判性思維”一類的西方教育概念，也已經在家長腦海中逐漸具備了具體而實際的意義。“在中國的文科教育里，它只教給你東西，事實，而不是教給你思維方法和邏輯，這是和美國最大的區別，”一位北京女孩的母親解釋，“與其在中國，還不如出國學一點真東西。”另一位江蘇的父親言簡意賅地說：“我希望我的女兒以后不要人云亦云。”
作為從國外讀書回來的留學生，目睹這種變化讓我感到十分欣喜。十幾年前家長在書店搶購《哈佛女孩劉亦婷》的心態已經漸漸被一種更理性的態度所取代。比起學校的名聲，他們更加看重的是教育在每個孩子成長中所起到的作用。這種心態無疑也會對出國的孩子造成影響，改變他們的追求與對留學的理解。加之現在的學生留學日趨低齡化，在他們興趣與性格仍然十分可塑的階段便接觸到西方的通識教育和對批判性思維的培養，這對他們吸納西方教育的真諦會有意義深長的幫助。通過個人經歷，我感到這種吸納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人文學科的學習。然而這正是留學生在出國前，國內教育為他們做出準備中最薄弱的一項，也由此成為他們在留學時往往最被忽視的一個領域。
從國外回來，和中國的朋友們聊天，有時大家會開玩笑，將我們新一代的“小留學生”和二十世紀初由清政府、達官顯貴或書香世家送出國的那一代“前輩”做比較，說在東西方社會受教育的經歷可以讓我們像那一代人一樣，將兩種文化融會貫通，中西合璧。這樣的比喻總讓我偷偷汗顏。二十世紀初留學西洋的莘莘學子，成長在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的起伏動蕩之中。他們在出國以前許多人已經飽讀詩書，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國難當頭，各種思潮爭鳴，為中國尋找出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他們留學海外的行為，也被賦予了歷史使命，成為那一代中國人對未來的一種嘗試與探索。
而如今出國留學的新一代留學生，出國以前對中國的了解和文化的積淀又來自于哪里？是語文課堂上對古詩古文的大卸八塊囫圇吞棗？還是歷史課上對抗日戰爭的歪曲理解和文化大革命的膚淺認知？是思想政治課上逐條銘記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確性？還是地理課上不容置疑的“臺灣與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的教育在學生身上留下的痕跡難以磨滅：雖然如今的學生對這樣的灌輸早已不是全盤接受，不過卻也無法公然挑戰，于是有口無心地跟從著書本，難以享受到人文學科本應帶給思想的挑戰和樂趣。
于是大部分的學生在出國以前，對這些問題的興趣和好奇心早已被中國教育磨滅。出國的目的與其說是將西方教育作為自己已經受到的中國教育的比較與延伸——如同二十世紀初的前輩一樣——不如說是對中國教育的放棄與逃離。留學也由了從開闊眼界，挑戰自身認知的行為而變成僅僅是增加自身就業競爭力的砝碼。這從出國以后的中國人在學校所選擇的學科與專業便可見一斑：據中國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剛剛發布的《2012年留學人員回國就業報告》顯示，管理學、經濟學和理工科的回國就業人數占了留學回國就業總人數的80%，導致這些領域求職人員遠遠供大于求。這種現象在我身邊同樣常見：和我一屆畢業的來自中國的大學同學，現在絕大多數在香港從事投資銀行。我與大多數同學一樣，在大學里選擇了經濟作為專業，原因是人文學科那時在我眼中虛無縹緲，紙上談兵。
然而出國時間久了，我漸漸了解到，也正是美國學府中這些看似“不著邊際”的學科，正在無形中改變著我的思考方式。英文課上的圓桌討論讓我逐漸拋棄了以往被動而死板的閱讀方式，不再習慣性地去用簡單的語言去概括中心思想，而學會將材料當作文學作品去鑒賞，調動感官和想象力，將閱讀變成一種立體而多元的體驗；寫作課的寬松的思維環境和嚴謹的邏輯訓練教會了我在寫論文時如何就一話題自己立論、論證與總結，而并非像國內的議論文訓練一般，文章能夠采納的角度和觀點早已被題目死死框住；社會學講座上老師深入淺出的講解讓我明白了如何用抽象晦澀的社會學理論來分析社會結構與歷史進程，讓我了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不被當作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而銘記，而僅僅被當作一種理論接受分析與質疑時，原來也可以讓人感到耳目一新。
在美國大學的學習過程點燃了我對這些學科遲到的興趣，也幫助我在畢業后選擇記者這一行業，將所學所想用來分析了解中國這個龐大而復雜的社會。正是在走上這條路后，我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具備與欠缺這種批判性的人文教育所帶來的差別：在我的美國同齡人中與記者中，我發現許多人對周圍的環境和現象，都具備一種敏銳的洞察力和客觀分析的本能。他們在看待事物和分析現象時，會對已經被廣泛接受的傳統看法和固有的成見保持高度警惕，不斷去挑戰它們，避免因為自己的思維懶惰而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他們很少會因為認同一個人而將他的觀點不假思索全盤接納，也很少會因為否定一個人而徹底拒絕去斟酌他的想法，而接納與反對，又很少取決于對方的權威與身份。當然，心理學有所謂的確認偏誤，人們總是有選擇性地選取收集某些證據，忽略不利的觀點和資訊，用來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這一點倒是在我接觸的高學歷背景美國人中顯得較為突出些。
這種思維習慣并不是一朝一夕養成的。從一方面來說，這是生活在一個言論開放，百家爭鳴的社會帶來的益處；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離不開西方高等教育中對人文社會學科的重視和教授的方式。通過對學生多年的熏陶，它已經煥化成了一種思維習慣，而對中國教育稍有了解的人們便明白，這正是沒有收過真正人文教育的中國學生所欠缺的。
舉一個為眾多中國人所熟知的例子。不少中國讀者都讀過美國作家何偉的《江城》和《尋路中國》，并且十分喜愛這兩部作品。每次和中國人談起這兩部書，我都會問對方他們對作品的好感源于哪里。“他對中國的觀察非常獨到”和“他比中國人都更了解中國”是我常常聽到的答案。雖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語言準確表述，我想何偉的作品可以征服中國讀者歸根結底的原因中或許有這樣幾條：他能夠跳出西方對中國的各種成見，以誠實的筆觸將中國普通人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表現出來；他能夠敏銳捕捉中國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將他的描寫對象放置在社會大環境之中，通過普通人的故事來折射一個社會與一個時代的特征；他對他的所見所聞不輕易做價值觀和道德觀上的定奪，而往往將形成觀點的權利交給讀者。在美國讀書多年后，我感到這其中的哪一條也脫離不開我在美國大學學習時，人文社科學科所傳達的理念以及培養的思維習慣。
在一個節奏日益加快，競爭日趨激烈的世界環境下，人文學科的價值不僅在中國人腦海中被廣泛忽視，在美國這個有著悠久通識教育傳統的社會里也引起大眾辯論。英文、哲學、歷史等學科真的可以給予人們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經濟下生存所需要具備的技能嗎？人們在問著自己這樣的問題。然而正如弗吉尼亞大學英文系教授馬克·艾德孟森(Mark Edmundson)在八月初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一篇關于人文學科價值的專欄中所提到的：“人文學科并不教人如何成功，而教人如何質疑成功。”“處在所有人文學科最核心的，是一場海納百川而深思熟慮的，關于我們應該如何生活與生存的討論，”艾德孟森寫道，“這場討論不應盲目崇尚任何結論。”
在中國當今的社會環境下，這樣的討論似乎格外有必要，而展開這樣討論的思想基石和恰當方式，便蘊含在人文學科的教育之中。如同學習一門語言，這種人文教育在學生思維定性以前，越早施加它的影響便越理想。在留學日趨低齡化，家長對教育觀念開始逐漸轉變的今天，讓這樣的覺悟在他們和他們各自家里的小留學生腦海中扎根，或許是個不錯的開始。